世界技术转移的历史
技术转移是技术活动的一种形式，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人类历史的黎明期。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一直伴随有技术的扩散和传播。技术转移包括技术的地理迁移和技术的文化扩散两个层次，技术的地理迁移是指设备和方法以及操作这些设备和方法的专家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技术的文化扩散是指与特定设备或过程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从一个社会扩散到另一个社会。回顾技术转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特点和规律，对目前和未来的技术转移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古代的技术转移（15世纪以前）
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规模狭小、交通不便、人口流动小，生产与消费整个过程都围绕土地进行。这一时期技术的含义主要是技艺和经验以及一些简单装置，本质上是“工匠的技术”，主要传播途径包括人口的迁移、商人和开矿人的冒险活动以及政治和武力干涉带来的文明交流。古代的技术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直接，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
二、近代的技术转移（16-19世纪）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以大机器工业为标志的产业革命相继在英、法、德等国家发生，近代科学体系也逐步形成。近代的技术转移开始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技术转移的途径主要是贸易和商业，这一时期的技术转移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由于技术本身发展变得复杂起来，技术的体系化使得单靠有经验的工匠来传播技术变得不可能。人与技术的分离也就为技术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从而使得技术转移更加卓有成效。
2. 技术转移受到科学的推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这一时期的科学家很多都是发明家，他们在促进科学知识向生产领域转移和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3. 近代技术转移有了最初的法则，技术开始进入商品化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注意，技术的转移过程就是技术的商品化过程。为了保护技术持有者(输出者)和技术购买者(输入者)的权益，导致了专利制度的产生，对专利制度对技术的发明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现代的技术转移（20世纪以来）
20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大科学、大经济的时代，国际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更加紧密。技术转移已成为现代工业经济重要的支撑条件，成为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的助推器。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技术转移的范围遍及全球。这一阶段的国际技术转移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各国之间交流的日益增多以及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技术转移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信息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更广泛的传播途径，使得技术信息传递时间更短、速度更快。
2. 技术类别更繁多，既有运用性技术，又有高新技术：既有生产设备、技术装备等硬件，又有设计方案、商标、品牌等软件，还有管理技术、技术理念等。
3. 诸如技术保护主义、政治干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壁垒等影响国际技术转移的因素增多。新技术的发展使技术转让活动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成为影响两国间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际技术转移发展
一、纯技术引进阶段
中国科技发展前期，技术转移以中国引进技术为主。
中国近现代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活动是在十九世纪后期以洋务运动为开端的。在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环境下，清政府终于以洋务运动作为对挑战与危机的回应。
洋务运动是以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企业为主要内容而开展起来的。在动力、制造、纺织、矿冶等技术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江南制造局建立后，购有车床、刮床、钻床、锯床等，1876年基隆煤矿引进了一批西方开矿机器，用于凿井、采煤、抽水、提车以及通风、截木。
先进的技术必须配合先进的管理制度才能正常运作。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对洋务派的“新式工厂”投入巨资，也引进了很多“先进技术” ，但管理权仍在封建衙门，管理办法也还是封建衙门里的那一套，封建官僚贪污受贿，很少顾及经营，更不用说建立新式的技术管理体制。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仅制约了技术制度层和观念层的转移，甚至对某些技术本身也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像修建铁路、架设电线、使用照相机等技术活动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洋务运动还是带来了诸多西方的先进技术，使人们开了眼界并逐步冲破文化屏障，开始接受以前不被接受的外来技术。
二、技术引进+管理吸收阶段
辛亥革命推翻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特别是随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用科学民主的思想影响了长期被封建文化所禁锢的人们。这一时期西方近代技术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组织管理方式和技术文化观念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民国棉纱大王穆藕初，在1909年前往当时世界上实业最发达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学习棉花专业。在学习期间，穆藕初对西方管理学说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详细考察了农场的日常管理及运作情况，更是去拜访“管理学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向其请教工厂管理方法。1914年夏，穆藕初带着农学硕士学位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学知识回国，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建厂仅一年，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便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产品质量比赛中名列第一，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德大成功后，穆藕初又筹建了厚生纱厂和郑州豫丰纱厂，后者拥有职工4000多人，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现代企业。
然而，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在内忧外患连年不断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形成与现代技术相适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技术引进与文化环境之间仍面临着体用错位的困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体制，使得对增强中国经济实力有关键作用的技术发展受到限制，民族工业屡受打击，技术管理水平难以提高。
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技术引进的思想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国民政府在“尽量利用外国资本”的思想指导下，与西方各国展开了一系列技术引进活动，其中德国是重要的技术引进对象。
193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德国哈卜罗公司签订了“关于筹设中央钢铁厂之契约”。规定由德国哈卜罗公司负责在湘潭筹设中央钢铁厂，所有设计建造事宜均由德国克虏伯公司负责。为保证各项设备引进后能正常工作，在契约中也明确规定，各厂商在交付机器时，还必须有“使用及装置机器之说明书、机器总图及各种重要而易于耗损机件之图样”这样一些技术性资料，同时提供技术指导，包括派工程师来华指导工程设计和接纳中国技术人员赴德实习，以确保引进设备的同时其技术也同时能得到传授。中央钢铁厂筹委会根据中德双方的协议，派出20名技术人员到德国克虏伯公司各部门实习炼铁、炼钢、轧钢、炼焦、耐火材料、机电和机械制造等专业。这批留德技术人员在德国实习基本包括了炼钢厂的全部主要生产过程，回国后都成了钢铁厂的技术骨干。
三、技术援助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济、技术、教育、卫生等基础薄弱，人才缺乏的现状，党和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国家技术体系。但按当时的技术力量，要建立一种有效的与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技术体制难度很大。因此，这一时期的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当时在苏联的援助下，通过技术引进，中国获得了一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并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学技术队伍。
随后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回技术专家、停止设备援助，使得中国以技术引进而求发展的道路陷入了困境。加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冲击了科技活动。技术引进活动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干扰，一度趋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四、全方位技术引进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几次转变，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技术文化观念也逐步确立，出现了技术引进的高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以来，技术发展摆脱了不合理的观念的束缚，技术领域与国际化接轨的势头日益高涨。过去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能满足技术发展的需求，与之适应的一系列制度、观念必须建立。从技术文化的三个层次来看，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是全方位的。过去单纯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注重对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和技术组织模式的引进。相应的技术体制、法律法规、制度、条文逐步健全，在保护企业和技术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为技术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大批国外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分厂，也为中国带来了很多全新的管理理念与技术思想。人们的思维空前活跃，技术引进的氛围逐渐变得宽松并表现出开放的态势。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使技术引进活动进人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引进发生了较大变化：（1）方式多样化: 第一，从1979年起允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第二，人才引进与交流，仅引进外国专家一项, 改革开放10年间已达12.3万人，为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的6倍多。第三, 许可证贸易等软件引进方式，1983—1990年年均已达23项。第四，补偿贸易、合作生产、设备租赁等方式也广泛开展。（2）行业重点的变化，主要是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上升为重点之一。(3) 国家与地方分权管理引进。(4) 从单纯为新建扩建企业服务，变为同时重视为企业技术改造服务。(5) 开始重视引进与扩大出口之间的联系。
五、技术引进到技术输出阶段
2012年开始，中国科技创新整体能力和水平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占有了重要一席，开启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技术转移也从单方面引进技术走向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共同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智造走向了世界，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技术成果在一带一路国家广受欢迎。
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排头兵——高铁的技术不断成熟、运营里程持续增加、运营时速不断加快，已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各国关注的焦点，国际化趋势也持续加强。中国铁路总局对高铁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截止2019年具备900多项国际认证专利。中国的高铁具有起点高、集成度高、成功突破技术垄断等优点，且独立开发了完全具备高速列车核心技术的“高速铁路芯片”，为其“走出去”打亮了名片。当前，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拥有高铁的国家仅占6.4%，但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修建高铁的规划，里程数超过5万公里。我国高铁“走出去”恰逢其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中国与伊朗、苏丹、坦桑尼亚、以色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都签署了高铁项目。2018 年雅万高铁开始进入了施工阶段、中国老挝铁路正在稳步推进、中国泰国铁路建设进入一期建设阶段、巴基斯坦橙线轻轨顺利进行中、莫喀高铁前期工作有序进行。
技术转移影响因素
巴兰森函数模型是阐明技术转移发展规律的模型中比较成熟的一个，该模型指出技术转移的成功取决于模型中表现的五种因素所构成的关系结构，即技术转移的成功水平=F(S，T，R，G，M)。在巴兰森函数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调研研究，本文提出技术转移的成功水平F=（S，R，T，M，E，P，L，A），其中S为技术供应商因素， R为技术的接受方因素，T为被转移的技术因素，G为技术输出方与引进方之间的技术差距，M为转移的方式，E为经济因素，P为政治因素，L为法律因素，I为技术中介的因素。
1. 技术供方（S）
技术是由人创造的并基于人的认知判断与选择而转移和发展，因而技术供方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供给意愿与能力直接决定着交易过程中旬识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从技术供方看，影响技术转移的因素主要包括：(1)技术供方发展战略决定的合作意愿；(2)技术供方的技术能力；(3)技术供方对于技术受方的了解，包括合作意向、技术需求、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接受技术的能力和历史背景；(4)技术供方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估计和判断。
2. 技术受方（R）
技术受方是技术转移的需求者．其需求意愿与接收能力直接决定了交易过程中技术的有效需求。所谓需求意愿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技术受方愿意购买技术的主观愿望与动机。从技术受方看，影响技术转移的因素主要包括：(1)技术受方的发展战略决定的台作意愿：(2)技术受方的技术能力；(3)技术受方国内产品市场；(4)技术受方对于技术供方的了解，包括技术能力、产品结构、合作意愿、转让技术的能力和经验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知识；(5)技术转移机会，即国家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的影响。
3. 技术因素（T）
技术是技术转移的标的物，是技术转移系统的核心要素，技术转移本质上技术的认知和拓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伴随着技术知识的识别、揭示、拓展、积累、整合与发展，技术自身的属性对技术转移效率有重要影响，包括技术的复杂性、技术的应用价值和市场规模等。其次，技术转移是知识在供方与受方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与传递。由于技术知识自身的高度信息不对称等特征，两者之间的技术联系，特别是两者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对技术转移能否实现也有重要影响。
4. 技术转移的方式（M）
技术转移的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包括技术许可或转让、技术合作以及共建企业等，不同的技术转移方式具有不同的转移效果。在技术许可或转让方式中，技术供方和需求方主要是交易关系，具体操作效率较高，但双方直接的沟通一般偏少，联结程度偏低；在技术合作方式中，技术供需双方之间的互动和协同更充分，双方在技术共享与相互作用中实现技术的传递和进化；在共建企业的方式中，供需双方往往是以实现技术知识的商业价值的最大化为目的，双方都需要将各自的生产要素注入到新企业中，这种方式的技术转移既包括技术知识所用权的变更，还包括技术人员的流动以及技术自身在不同个体之间的转移。
5. 经济因素（E）
如果技术受方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低，在某一行业中只有少数跨国公司实行垄断经营，他们就会用技术优势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以便获取更多垄断利润，这样就使该行业技术进步速度延缓，技术发展受到阻碍。反之，若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加快技术开发速度，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加强向技术受方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转移。
6. 政治因素（P）
政府是技术转移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和技术转移秩序的维护者，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于技术转移的高度信息不对称、高交易成本、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政府往往需要提供必要的政策鼓励和资源支持，对过高的交易风险予以补偿等。另外，同样出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度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成功率的考虑，政府还还会对技术转移的服务机构给予支持。政府对技术转移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也影响着技术转移的成功率。例如，技术受方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政策体系，特别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成效具有决定性作用。
7. 法律因素（L）
技术是一种知识产品，需要有良好的知识产权法予以保护。然而，在跨国经营环境中，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同。在一些国家，大量仿冒侵权产品的存在使跨国公司的技术收益大打折扣。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难以摆脱知识产权的困扰，技术受方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是技术转移活动能够实现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
8. 技术转移中介（A）
由于技术知识交易具有高度信息不对称等特征，技术经纪人、技术交易平台等多种形式的技术中介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技术中介最初是由于洞察到交易双方的需要而自发产生，在帮助技术转移完成过程中谋求自身的收益和回报。目前，技术中介已经融入到技术创新体系的组织构架中，成为创新体系中重要的参与者。
国际技术转移模式
1. 国际技术转移的几种模式
（1）国际技术转让或称国际技术许可 (Liscening)
技术转让（包括专利和非专利科技成果) 所进行的技术转移, 是一种有偿的国际技术转移方式, 将技术成果作为商品在技术市场中进行交易。它是目前国际技术转移中最受关注和最为重要的方式。
（2）外商直接投资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商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投资者在另一国投资建立公司，将其拥有的资本和技术在投资国使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投资者始终控制着被转移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实现了技术应用的空间转移。跨国公司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参与者，扮演着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3）合资经营 (Joint Ventures)
合资经营指一国投资者与另一国企业在当地合资建立公司，把人力、技术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共同分担风险的行为。通常来说，投资方出于对获取利润的考虑, 会向合资企业转移部分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
（4）资本货物贸易
资本货物通常包含着较高的技术含量，资本货物中的技术在进出口贸易中实现了货品中技术的转移。这种转移模式在国际技术转移历史的初期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初期阶段,曾经作为主要的技术转移模式。如今，单一的资本货物贸易不再作为主流技术转移手段,但辅之其它无形资产转移的技术转移渠道,它仍是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转移模式。
（5）其他非市场的国际技术转移模式
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几种市场化的模式外，国际技术转移还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包括：技术援助、技术交流、技术人员流动、反向工程等。其共同的特点是技术不在市场上购买或出售。
2. 典型国家（地区）国际技术转移的模式及特征
（1）美国--政策立法推动国际技术转移
科技创新发展依赖于国际技术转移活动的有序进行。在推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转移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扮演了“主导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政府不仅通过政策立法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国际技术转移进行指导、调控，有时也直接介入国际技术转移的过程，充当技术转移的重要角色。
美国是政策法规体系在国际技术转移中有效发挥的典型代表。美国先后出台了《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等经典法案以及《联邦技术转移法》、《国家竞争力技术转移法》、《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小企业技术转移法》、《技术转让商业化法》等专项法案。这些立法涵盖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科技成果的吸收、保护、转化等可操作条款，形成了清晰完备的政策脉络。美国通过立法保护国际技术转移主体和客体的权利，为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的良好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
（2）以色列--政府推介推动国际技术转移
以色列是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政府推介体系积极运作的典型代表。国家技术与创新总局领导的以色列产业研发中心，是以色列国际技术转移服务中政府推介的一个典型主体。
国家技术与创新总局是以色列具体执行创新政策的公共机构，其使命是通过创新创造经济繁荣。以色列产业研发中心在技术推广和引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即集中审查国际合作技术，统一管理技术转移项目；精准定位本土中小企业，匹配最优国际合作伙伴；有效借助欧盟商圈优势，帮助本土企业寻找多维合作渠道。得益于以色列完善的技术推介体系，有效打破地方分割弊端，消除多头管理现象，明确主体责任和义务。一方面通过成立权威性管理机构，对技术推介流程实施集中审查；另一方面通过建立适用性管理机制，对技术推介流程实施严密论证，从而有效提升流程运作的精准性和权威性。
（3）欧盟--中介网络推动国际技术转移
国际技术转移中介通过特殊的技术服务推动技术的跨国转移、技术成果超越国界的商业化应用和知识的国际扩散，创造出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技术经纪机构、技术信息咨询机构、技术市场等。
欧盟是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中介服务体系全面升级的典型代表。其中由欧盟委员会创立的欧洲企业服务网络（EEN）是全球范围内覆盖最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中介服务平台，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经贸支持等服务的标志性机构。欧洲企业服务网络致力于满足包括中小企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等在内的客户群体需求，通过整合各类技术资源和商贸服务，提供中小企业所需的全流程服务；通过精准定位各个企业发展阶段，定制中小企业所需的全方位方案；通过借助网站、行业分组、会议活动、数据库、反馈系统等一系列服务手段，构建中小企业所需的全球视角网络。
（4）日本--跨国公司推动国际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转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每年新增技术中超过一半属于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国际化的生产体系，使得他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入股、提供技术设备以及派遣技术专家等方式推动着国际技术转移。
日本跨国公司数量众多，且通常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的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并承担重要角色。著名的跨国公司丰田汽车，拥有日本跨国公司典型的研发体系结构，即：体系完善、与上下游紧密协作、结合全球发展战略的研发体系，与其自身的全球经营管理体系和生产体系紧密结合。随着丰田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与其分支机构和合作伙伴间全面进行资本、商品，人才、技术、管理和信息等交易活动的同时，促进着国际技术转移的进程。
我国高校国际专利转移模式探索
高校是我国科技研究的前沿阵地，作为国家技术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的核心推动力量。高校应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融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链条设计体系，加强与地方、行业协同创新，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高校国际技术转移模式，力争取得突破，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高校自身并非市场主体，在进行国际技术转移工作中存在种种制约，目前在国内高校中暂时未见卓有成效的国际技术转移模式。浙江大学国际校区通过调研分析与实践，进行了高校国际技术转移模式的探索。
1.“技术 + 资本”的国际技术转移模式
成熟的技术转移国际模式离不开资本市场，资本在有效挖掘、筛选和促进优秀技术在国际间转化过程中能起到催化作用。浙江大学国际校区与海宁市政府、浙江大学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技术转移基金，助力于投资孵化国际科技成果，帮助项目在国内落地实现产业化。
2. 科学完善的国际技术成果评价体系
与国外相比，我国对国际技术的评价缺乏系统性考虑。因此，为了客观评价国际技术成果，进一步使我国参与到国际技术转移转化竞争中，首先需要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在评价中充分反映技术转移的全链条、多环节以及转移主体和转移形式多样化等特点；二要在具体指标设计上充分考虑与国际指标的衔接和可比性，扩充相关监测指标，完善统计数据基础 ；三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全面、综合的科学评价体系，把国际技术转移的各项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和评价，最大程度地提升国际技术转移转化率和产出的经济效益。国际校区与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国际中心合作，开发了Z-RANKING系统，利用大数据技术给技术成果进行评估打分，降低技术高度信息不对称性对技术转移的阻碍程度，提升国际技术转移效率。
3. 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体系
高校国际技术转移工作，需要构建与全球产业创新资源对接的合作伙伴网络，才能提升效率，真正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促成更多国际先进技术转化并实现产业化。国际校区通过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国际中心，搭建起了国际技术合作网络，整合来自德国、日本、白俄罗斯、墨西哥、丹麦、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技术成果资源，即，打造更强大的技术转移中介A，将更多的技术供方S纳入合作网络。与此同时，国际校区联合发起成立了“技术转移区块链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包括世界一流高校、国内先进技术研究院和世界500强企业。通过“技术转移区块链联盟”，区块链与国际技术转移得以融合，通过机器信任、智能合约和知识产权通证化，汇聚创新资源、搭建信任机制、有效稀释风险，技术转移各方贡献者的未来收益得到有力保障，创建大众自由参与的共享经济型国际技术转移新范式，实现继拜杜法案后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市场化，在全球范围内打开成果转化新局面，占据创新经济“制高点”。
来源：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